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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的1919:是科学不是狗血|施郁专栏


2019-12-21 17:03    澳门网上顶级博彩公司

1919年对于爱因斯坦很重要,当时一战刚刚结束,他预言的光线偏折被证实,使他立即成为家喻户晓的公众人物。

最近有热门科普公号以爱因斯坦个人生活为标题形容1919年,可能搞错了重点。《知识分子》特此重新刊出2017年我们已经发表的复旦大学施郁教授的文章(原标题“98年前的今天,谁一夜成名?”),以纪念百年前的科学历史,同时纪念爱因斯坦诞辰140周年。文章最后也介绍了爱因斯坦对中国人的印象。

100年前,1919年11月7日,《泰晤士报》报道,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所预言的光线弯曲被天文学家观察到,立即引起世界轰动。在这之后,爱因斯坦还陷入一些政治漩涡,经历过很多国际长途旅行。

爱因斯坦1905年就发表了改变物理学的5篇论文,1914年被盛邀到柏林成为普鲁士科学院院士,1915年创立了广义相对论并提出了量子电磁辐射理论,1916年预言引力波。

然而他成为世界上家喻户晓的人物,却要等到1919年。当时爱丁顿和克罗姆林领导的两组英国天文学家观测到,远处恒星发来的光在太阳附近的弯曲程度与广义相对论预言一致。对于普罗大众来说,爱因斯坦一夜成名[1,2]。

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熄火一年。1919年11月7日,在英国伦敦的《泰晤士报》上,夹杂在若干战争遗留问题的报道中,有一整页以“科学革命”为题的报道,副标题:“宇宙的新理论”和“牛顿的思想被推翻”,开头:“昨天下午在皇家学会,与皇家天文学会的联合会议讨论了英国天文学家对于5月29日日全食的结果。”

第二天该报又进一步报道一些著名科学家的看法。(本文所有引文均为笔者本人译自英文。)

第三天开始,荷兰报纸连续报道了几天,彰显荷兰对于科学的重视。19日,荷兰著名物理学家洛伦兹对广义相对论作了解释,他对英国人抱怨爱因斯坦的理论难懂感到吃惊,说战时爱因斯坦的通俗著作没有进入英国。

23日,德国著名物理学家玻恩在德国报纸发表通俗解读。12月14日,德国一家周刊还将爱因斯坦的照片放在封面,说他是世界历史上新的伟大人物,他的研究代表了关于自然界的概念革命,与哥白尼、开普勒和牛顿的思想同等重要。柏林有家报纸采访了爱因斯坦,夸张地说:“爱因斯坦曾看到有人从屋顶落下,事后这人告诉爱因斯坦,他下落时感受不到引力。”事实上,爱因斯坦1907年在办公室写文章时,只是想象到这一点,而非真的看到有人下落。

这些报道一方面突出这是一个重大科学革命,另一方面又显示出,常人难以理解爱因斯坦的理论,包括爱因斯坦本人在内的很多科学家也有类似说法。《泰晤士报》报道还提到:

“皇家学会会长说他们刚聆听了人类思想的最重要的声明,至少是之一。但是他承认没人能用清楚的语言解释爱因斯坦的理论。”

“英国著名物理学家汤姆森说,这是人类思想史上最大的发现之一,也许没有之一。”

电子发现者汤姆森(J.J.Thomson)就是皇家学会会长。比较上面两个报道,可见《纽约时报》将《泰晤士报》的“至少是之一”强化为“也许没有之一”。《纽约时报》还说:“皇家学会会议上有人说欧几里德被推翻”,还提到爱因斯坦最近将一本书交给出版社时,说世界上只有12个人能懂。一个月后,《纽约时报》采访爱因斯坦,希望他解释一下他的理论,以便让超过12个人能懂,爱因斯坦笑着说很难让公众懂得他的理论。

《纽约时报》评论了很多次爱因斯坦的理论,提到科学家被带到困难、恐怖的境地,“人类思想的基础被动摇”。哥伦比亚大学天文学教授普尔(C. Poor)被采访时说(施郁译):

“过去几年,整个世界在心理和物理上都处于动荡之中,战争、罢工、布尔什维克起义,这些是深沉的心理不安在现实中可见的反映,世界性的……现在这个动荡的精神又侵入到了科学……”

当时很多科学家关于相对论的演讲会都是人满为患,很多通俗书籍出版,作者包括爱丁顿、劳厄、弗伦德里希、洛伦兹、普朗克、玻恩、泡利、罗素,等等。爱因斯坦前一年出版的一本德文书也出了英文版。

三百年来,牛顿力学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人们对于确定性的心理支柱。现在它被相对论超越,旧的秩序被打破,对于社会心理也产生冲击。这个思想解放也影响了其他领域。虽然人们对“相对论”实质含义不甚了了,往往将之误解为相对主义,但是确实对于政治、哲学、文化、艺术等等领域产生了一定影响,特别是现代主义。毕加索认为自己受到了相对论先驱庞加莱的启发,乔伊斯和普罗斯特被认为打破了19世纪文学上的确定性,类似于爱因斯坦的物理学革命。

动荡的社会气氛、人们对于宇宙的敬畏和好奇、爱因斯坦理论的抽象和神秘却又得到证实,以及媒体、收音机和照相的兴起,乃至爱因斯坦本人某种程度上的配合,都是爱因斯坦声名鹊起的因素。从此,在世界上,爱因斯坦所到之处,都会引起巨大的轰动,激动的人群狂热欢迎。他成了神一样的偶像。

11月28日,爱因斯坦欣然应邀在《泰晤士报》发表文章,说这是在科学家国际关系的可悲分裂后给了他的一个交流机会,并赞赏英国科学家与英国科学伟大的骄傲传统一致,花费时间和劳动来验证在战时的敌国完成和发表的理论。他最后幽默地用相对论做了个比喻:

“现在我在德国被称为德国科学家,但是在英国我代表瑞士犹太人。如果我被看成眼中钉的时候,就会反过来,德国人把我当成瑞士犹太人,而英国人把我当成德国科学家。”

爱因斯坦的这些话富有政治意味,而且后一句的假想在几个月后成线年,德国处于威廉二世时期,军国主义高涨。1918年,一战结束,德皇威廉二世退位,德国进入民主的魏玛共和国时期。当时很多犹太人从俄罗斯和波兰迁入德国。战争创伤、通货膨胀、种种社会问题。犹太人成为替罪羊,反犹浪潮高涨。

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爱因斯坦就大力主张和平主义,希望有朝一日能有个欧洲合众国。这被德国政府和警察关注。一战后,他的主张又与日益高涨的德国沙文主义相冲突。另一方面,直到他1933年逃亡美国之前,他也不主张对法西斯主义采取暴力措施。

在柏林,他开始关注犹太人的命运。当时锡安主义(犹太复国主义)日益活跃。爱因斯坦从未正式加入其组织,不支持建立国家,但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定居,反对同化主义。他的一些朋友,如物理学家玻恩、化学家哈伯、德国外交部长拉塞瑙(Walter Rathenau) 支持同化主义。多年之后,拉塞瑙家族一位女性成员的孙子韦斯因探测爱因斯坦预测的引力波而分享了201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爱因斯坦的成名也给他带来麻烦。他在科学上的成功招致了嫉恨。有些科学家不能接受相对论,认为建立在抽象假说的基础上。这被反犹的右翼民族主义者利用,开展了对相对论的攻击。他们于1920年8月24日举行了一次反相对论的集会。爱因斯坦本人也去看了。愤怒之下,他写了一篇不淡定的反驳文章,提出“如果我不是犹太人,而是德国民族主义者,不管有没有纳粹标志”,那么他的理论就不会被攻击,而且还指出诺贝尔奖得主、实验物理学家勒纳德对相对论的批评是肤浅的。本来批判相对论的人还没有公开反犹,而勒纳德虽然对犹太人不满,但他对相对论的批评文章还保持在学术范围,并未出席反相对论集会。结果爱因斯坦的反驳文章激怒了勒纳德。一个月后的德国物理学会年会上,在普朗克的主持下,二人举行了一次辩论。

反相对论浪潮也影响了诺贝尔奖。这一年,诺贝尔奖委员会否定对爱因斯坦的提名时,引用了反相对论的论点。其后一年勒纳德甚至提名反相对论者格尔克(E. Gehrcke) 为诺贝尔奖候选人 [3]。

除了理论物理研究,爱因斯坦还陆续担任了一些行政职务,包括德国物理学会会长、凯撒威廉研究所所长。他还搞些业余小发明。他是资深音乐爱好者,除了欣赏,自己也经常演奏小提琴。

1921年4到5月,爱因斯坦与犹太复国主义领袖魏兹曼一同去美国,为计划设立于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筹款。爱因斯坦访问了纽约、普林斯顿等地。回德国时还顺访英国伦敦,增进了原敌对国科学家之间的友谊。

1921年4月2日,爱因斯坦和妻子艾尔莎抵达纽约。图源:Wikimedia Commons1922年3到4月,在拉塞瑙的鼓励下,爱因斯坦去法国巴黎作学术访问。这招致两个国家的民族主义者的严厉批评。爱因斯坦的访问为两国关系正常化作出了贡献。

1922年10月,爱因斯坦夫妇从法国马赛上船,开始长达半年的远东之旅, 11月17日到达日本,12月29日离开。来回旅途中均在斯里兰卡科伦坡、新加坡、香港和上海短暂停留。2月1日在塞得港下船后赴巴勒斯坦访问两周,然后又赴西班牙逗留3周。

对于在日本得到的款待,他曾对妻子埃尔莎说:“没有活人值得这样接待”[2]。爱因斯坦认为日本人不紧张、幽默、有艺术传统,但是不理解他们视国家如宗教[5]。

1930年12月至次年3月,爱因斯坦从比利时的安特卫普出发,赴美国加州帕萨迪纳加州理工学院访问。去时轮船停留纽约后,经哈瓦那和巴拿马运河到达帕萨迪纳。回德国时,从纽约上船,返回汉堡。

1931年4月底,爱因斯坦从汉堡出发,抵达英国南安普敦,去牛津大学访问四周,轮船原路返回汉堡。

1931年12月,爱因斯坦再次从安特卫普出发,赴帕萨迪纳访问4个月,去时从帕萨迪纳下船,离开时在洛杉矶上船,回到汉堡。

1932年12月,爱因斯坦又从安特卫普上船,赴美国3个月,从洛杉矶下船,离开时从纽约登船,回到安特卫普。

1933年4月到9月,爱因斯坦住在在比利时。后来转移到英国。10月7日从南安普顿上船,到达纽约。10月17日抵达普林斯顿。他将在这里度过余生。

有趣的是,在纳粹上台前,爱因斯坦的国际旅行都受到当地德国使领馆的关注,他们给德国政府的汇报基本都是正面的[4,5]。

爱因斯坦曾经想到,世界上对他的混乱的关注很快会衰减,他应该及时利用它 [4]。国际旅行大概就是“利用”的内容之一。他的和平主义思想和犹太人身份也在这些旅行中反映出来。那么,为什么柏林时期的爱因斯坦有这么多旅行?笔者总结了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也是他出访的先决条件是,爱因斯坦一举成名后,收到了各种访问邀请。而且可以想象,当时科学研究在起步阶段的国家,比如美国和日本,乃至寻求真理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于邀请爱因斯坦特别有兴趣。作为和平主义者和“世界公民”,又对世界上其他地区充满好奇,爱因斯坦对这些访问机会肯定非常有兴趣,虽然他不主动向谁提出出访和演讲的要求。爱因斯坦所到之处当然都会引起轰动,他的演讲现场人满为患,爱因斯坦有时在开始几分钟后停一下,让没有真正兴趣的人离开。

第二个重要原因是,爱因斯坦想躲避当时政治混乱的柏林,逃离德国险恶的政治环境。前面我们已经提到爱因斯坦受到的攻击。1922年6月22日,担任外交部长的拉塞瑙被极端民族主义者刺杀。当时还有其他犹太名人被刺杀或者攻击。爱因斯坦也面临生命危险。警察提醒过爱因斯坦他可能是下一个,建议他离开柏林,避免公开演讲。他考虑过离开柏林,但还是留了下来,甚至在8月1日参加了一个和平主义者集会。不过,当时的危险情形推动了爱因斯坦立即开始远东之旅,这是他一生中时间最长的旅行。爱因斯坦说过[1]:

“拉塞瑙被刺杀后,我非常欢迎长期离开德国的机会,这让我离开暂时的危险。”

第三个原因,是爱因斯坦对旅行的兴趣。他对异国风情和文化很感兴趣,而且他还特别享受海上旅行,在船上读书、做研究、欣赏风景。在某次旅行中曾经惋惜旅程已过去三分之一,甚至还曾经故意选择较长的路线]。

爱因斯坦在某些情况下不便说清楚第二个原因。在日本旅行期间,爱因斯坦曾收到德国大使的电报,要求否认在拉塞瑙被刺时侥幸逃生的一位犹太记者在法院的说法,说爱因斯坦去日本就是因为在德国感到不安全。爱因斯坦回了一封婉转的信,说他不欢迎这位记者的话,因为这会让他在德国的处境复杂化,不全对也不全错,拉塞瑙遇刺后,他在德国确实有生命危险,而他接受邀请访问日本的原因,是他想看看这个国家,但是也有部分原因是逃离经常置他于困境的紧张气氛 [4,5]。这封信实际上并没有否定记者的说法,支持了笔者上面罗列的第二和第三种原因。但是面对大使的要求,他也不得不采取婉转的说法。

爱因斯坦开始赴日旅行之前,曾收到诺贝尔奖委员会主席阿仑尼乌斯的来信[5]:

“我听说您要离开德国去日本。我很遗憾外部状况如此之差,使得您作这样的决定。”

然后暗示爱因斯坦将获得当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希望他在欧洲待到那个时候。爱因斯坦回信[5]:

“我是应邀去日本旅行。使我接受邀请的,不是不愉快的情况,而是不想失去熟悉这个有趣国家的机会。因为我已和日本有约,完全不可能推迟旅程。我三月份回欧洲。希望所建议的我去瑞典的邀请只会被延迟,不会被取消。”

爱因斯坦的这个回信证实了体验了解异国风情和文化确实是他旅行的一个原因。而他这里对逃离德国这个原因的否定,却只能看成客套话,因为这是给诺贝尔奖委员会的正式回信。在这一点上,他私下的说法更为可信。

有一位凯斯勒公爵(Count Harry Kessler)的日记记述了,爱因斯坦的远东之行与躲避骚乱有关[5]。其中提到爱因斯坦在1922年3月20日的一次家宴上,向客人介绍他在美国和英国所受的接待和访问的成功,并表示不明白为什么这么多人对他的物理理论那么感兴趣。他妻子埃尔莎说,爱因斯坦经常说觉得自己像个花言巧语的骗子,只会花言巧语,别人实际上并没有从他的身上获得期望的东西。因为拉塞瑙的劝说,爱因斯坦准备接受法兰西学院的邀请,去法国演讲。爱因斯坦还告诉凯斯勒,他已经接受邀请去中国和日本演讲,还跟夫人埃尔莎说:

第四,笔者觉得爱因斯坦频繁的国际旅行还有在他心灵深处的原因。爱因斯坦的个性中一个重要的成分是孤持(apartness)。他说过 [1]:

“我对社会公正和社会责任的热心总是与我缺少与他人直接接触的需要相矛盾。我确实是一个‘孤独的旅行者’,从未全身心地属于我的国家、朋友、乃至家庭。在这些联结上,我从未失去距离感和隐居的需求。”

爱因斯坦这里所说的旅行者是指心灵上的。但是,现实世界中的旅行未尝不是负载了心灵旅行,在大海上长时间航行,确实可以享受远离世俗的平静。

第五个重要原因,而且是决定爱因斯坦是否成行的关键因素,是爱因斯坦需要改善经济状况,希望利用报酬丰厚的访问机会赚点硬通货。

当时德国通货膨胀非常严重。一战之前,1马克相当于24美分;1919年初,1马克相当于12美分;1920年初,1马克只能换2美分,可以买一个面包;1923年初,一个面包需要700马克;1923年9月,一个面包要1000万马克,一公斤牛肉要7600万马克;而1923年年底时,一个面包需要10亿马克。当时爱因斯坦的税后年薪是13000马克。

1922年12月,爱因斯坦在日本访问时,德国正处于超级通货膨胀之中。笔者查到,当时1美元相当于8470马克,1英镑相当于39000马克!

爱因斯坦当时经济负担比较重,他对前妻和两个孩子还有经济责任。为了避免换成不断贬值的马克,他安排在国际上做学术访问的收入直接汇入他在海外的银行账号,或者汇给荷兰的埃伦费斯特(P. Ehrenfest),请他转给瑞士的前妻和孩子。1922年的诺贝尔奖32250美元也直接汇到瑞士和美国,按照之前的离婚协议,最后归前妻和孩子所有[2]。

事实上,当时很多德国教授去海外改善收入,特别是去日本和美国。1922年在日本访问期间,爱因斯坦在东京遇到在德国找不到合适工作而在东京帝国大学任经济学教授的贝利纳(Sigfrid Berliner)教授;在名古屋,爱因斯坦偶遇生物化学家米凯利斯(L. Michaelis)。1930年在美国纽约,爱因斯坦又遇到已定居纽约的米凯利斯。1931年,爱因斯坦从英国回德国时,遇到从美国回德国的数学家布拉施克(W. Blaschke)。我们知道,布拉施克1932年访问了北平,陈省身听了他讲课。1934年,陈省身来到德国跟他读博士。

第六,爱因斯坦有些旅行也是为了帮助犹太人团体,特别是筹建中的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筹款。

1921年春天,爱因斯坦首次访问了美国[2]。最初,普林斯顿和威斯康星等大学邀请爱因斯坦作巡回演讲,他在埃伦费斯特的鼓励下,要求高达15000美元的报酬。他开玩笑说这可能会吓住邀请方。结果普林斯顿大学校长表示不可能,威斯康星大学的教务长认为这是荒谬的,超出美国大学的能力[5]。因此他改变计划,准备去比利时参加第三届索尔维会议,并访问莱顿。然而,当犹太复国主义者邀请他陪同魏兹曼去美国为希伯来大学筹款时,出于责任感,他接受了邀请。犹太同化主义者哈伯认为,爱因斯坦去这个战时最大的敌国,会加深德国社会对犹太人忠诚度的怀疑。另一方面,爱因斯坦是战后唯一被索尔维会议邀请的德国科学家,哈伯为之激动,认为这是德国回到国际科学界的重要一步。但是爱因斯坦说,他是个国际主义者,但是对自己被压迫的种族还是有责任,特别是犹太青年的教育方面。

访美期间,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接受了荣誉学位,并作了一周的学术演讲,得到了不菲的报酬——虽然没有他当初要求的15000美元那么多,而且还谈妥以百分之十五的版税出版这个演讲。

1921年4月4日,爱因斯坦在纽约。图源来自网络。1922年邀请爱因斯坦夫妇访问日本的东道主是一家叫做改造社的出版社,他们开出的丰厚报酬是2000英镑,外加700英镑旅费[4]。收到邀请几个月后,爱因斯坦夫妇便成行了。爱因斯坦得到的待遇丰厚,东道主也精明地高价出售演讲门票。

再看爱因斯坦第二次访美。自从1924年以后,加州理工学院的密立根一直不断地邀请爱因斯坦去访问[1]。1930年校董弗莱明提出慷慨报酬,爱因斯坦立即接受了邀请,当年11月底便出发。

1925年,爱因斯坦又访问了南美。据说几年前爱因斯坦就开始收到来自这个地区的邀请,但是直到这一年才答应了阿根廷、乌拉圭和巴西。大概南美洲的邀请方终于与爱因斯坦谈妥事宜,特别是报酬。事实上,除了欣赏风景,爱因斯坦对这次旅行不太开心,结束时在日记里写下:“终于自由了,但是像是死了。”[4]

爱因斯坦第二次访问牛津大学期间与一位朋友的交谈可以让我们窥视到他对于金钱的态度 [5]:

“当你发现自己没有私欲、不在乎社会地位之类的东西时,你才是一个真正的人。但是要真正地自由,财务自由是必要的,因为如果生活上依赖别人,就不会有内心的自由。”

由于感受到希特勒的危险,爱因斯坦1931年以后对英国和美国的访问与他试图与英国科学家交流,以及考虑移居美国的可能性相关。

1931年夏天访问加州理工学院时,爱因斯坦已经开始与他们讨论去那里工作的可能性。他1931年应邀访问牛津大学时,接受了一个客座职位。所以又有了1932年的访问。而1932年访问牛津期间,创办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弗莱克斯纳(A. Flexner)邀请爱因斯坦入职。六月,弗莱克斯纳造访爱因斯坦在德国卡普特的房子,爱因斯坦接受了普林斯顿的职位。

1931年3月31日,加州帕萨迪纳火车站,爱因斯坦和妻子埃尔莎准备坐汽车前往纽约。图片源于网络。当弗莱克斯纳问爱因斯坦关于年薪的意向时,爱因斯坦说3000美元左右。弗莱克斯纳觉得惊讶,建议10000美元。后来,为了不低于研究院聘请的数学家维布伦,爱因斯坦的年薪被定为15000美元。

1932年底,爱因斯坦访问加州理工学院时,不能确定还回不回欧洲,于是带走了30件行李。离开在卡普特的房子时,爱因斯坦对妻子埃尔莎说:“好好看看。你不会再看到它了。”[2]

密立根为爱因斯坦找来7000美元资助,这些资助来自旨在促进美国和德国友谊的欧布兰德(Oberlaender)基金会,他们要求爱因斯坦作这方面的演讲。爱因斯坦勉强提到,希望美国不要向德国强求战争赔款。但接着又以美国的者、俄国的资产阶级和德国激进组织眼里的犹太人为例,反对压制,反对德国强制兵役。其中部分言论曾被密立根在演讲之前试图阻止,体现了爱因斯坦在政治上的原则性。

一周后,希特勒上台。1933年2月底,爱因斯坦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因为希特勒,我不敢再踏上德国的土地。”3月10日,爱因斯坦离开帕萨迪纳的前一天,加州发生地震,同一天,纳粹抄了他在柏林的家。爱因斯坦没有回德国,而是去了比利时。3月20日,爱因斯坦在船上时,卡普特的房子也被抄。后来他在德国的财产也被没收。

1933年3月28日,爱因斯坦所乘的船到达比利时安特卫普后,坐车来到德国领事馆,交出德国护照,声明放弃德国国籍。他又发出给普鲁士科学院的辞职信,其中说道:“在目前情况下,我感到不能容忍对普鲁士政府的依赖。”爱因斯坦的主动辞职避免了普朗克和科学院的难题,因为有些政府官员要求对爱因斯坦做处理。

笔者觉得,爱因斯坦尊重中国的文明,而对当时被西方压迫的中国人的印象可概括为:同情、好感、好奇。

1919年3月,爱因斯坦给物理学家艾伦菲斯特(Paul Ehrenfest)的信中说[5]:

“似乎我们的犹太同胞比糟糕的欧洲人更有同情心(至少少残忍些)。中国人将欧洲人统称为‘强盗’,如果只有中国人留下,事情会好些。”

“我的朋友贝索将回到专利局。可怜的家伙与动物差距太远——只有概念、没有欲望,佛的理想的化身。他会更适合在东方。这让我想起前天夜里和几位高雅的中国人在一起;他们丝毫没有我们的目的和实用主义。对于他们和长城来说,这太不好了!”

1921年3月,爱因斯坦给在苏黎世大学时的同事、当时在天津直隶学院教书的鲁西(Franz Rusch)的信中说[5]:

“我想象在中国人当中生活实际上挺好、很吸引人。我遇到的几个例子就特别有吸引力。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这些身材匀称的人实际上似乎比我们优越得多。”

1922年11月3日,爱因斯坦赴日本途中经过新加坡时,在日记中写道[5]:

“中国人可能在勤奋、节约和繁育后代上超过其他任何民族。新加坡几乎完全在他们手中。他们作为商人很受尊重,比日本人受尊重得多,而日本人被认为不可依赖。日本人可能难以从心理学上去理解,自从日本人的唱歌让我完全不懂之后,我不愿意去尝试。昨天我又听到一个唱歌走调到让我头晕。”

“这些被折磨的人每天敲石头、抬石头,赚五分钱。他们的多产就这样被无情的经济机器惩罚。从他们的无动于衷,我认为他们自己几乎不察觉,但是看起来很悲哀。正好最近他们成功组织了一次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华人领袖组织得很好。”

“一队中国人,有男有女有小孩,呻吟着向山上拉砖,占据了整个小道。世界上最不幸的人,他们被残酷虐待,劳动到死,这就是他们谦虚、温和与易满足所得的回报。”

1922年,爱因斯坦曾与北京大学约好,结束在日本的访问后,就直接来中国访问。事实上,后来他去日本途中两次在上海短暂逗留。为什么爱因斯坦访问中国的计划没有实现?逗留上海的具体情况又如何?笔者将在后续文章详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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